日期：2017-05-27来源：猪业资讯

 

据美国农业部(USDA)1996年对美国50年来畜牧生产中各种科学技术所起作用的总结，品种改良的作用居各项技术之首，占到40%，远远高于营养饲料(20%)、疾病防治(15%)和繁殖与行为(10%)等。在养猪生产中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猪育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国内产业的实际发展需要和国外养猪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猪育种工作还相对滞后。

我国是世界上猪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几十年来各地也培育了不少品种，最近几年还出现了很多国内、国外的杂交配套系。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种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在我国消费市场上，仍有约95%的猪肉来自国外引进的“杜长大”。

 

      抓好生猪联合育种工作，对于提高我国生猪自主育种水平，做大做强种猪产业，推动养猪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联合育种是指在一定范围(地区、省、全国)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跨场)遗传评估,将优良遗传资源(种畜)共享。其目的是扩大育种群规模(从而增加遗传变异、提高选择强度)、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尤其是种公畜)、更有效地应用现代育种理论和方法、提高育种效益等。联合育种包括性能测定、数据管理、遗传评估与遗传交流、人工授精体系和网络信息系统，其中遗传评估是联合育种的核心。

      2006年在原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整合成立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协作组自成立以来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推进了生猪联合育种工作。2009年，农业部颁布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以下简称《计划》)，并制定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的规定，农业部畜牧业司和全国畜牧总站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的组织实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重新组建了全国猪育种协作组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主要负责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方案和场间遗传交流计划的制定，参与种猪生产性能抽测，重大技术问题的研究以及实施效果的评估等，目前专家组成员由22名国内知名的养猪领域的专家组成;制订了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遴选标准，结合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采用企业自愿、省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的方式，选择100家种猪场组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并要求2016年前分批完成100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评估遴选。

       农业部先后6次组织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专家组对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申报企业进行了形式审查和现场评审，共遴选出了96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截至2015年年底)。96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分布在19个省、4个直辖市。其中广东、湖北两省分布最多，分别为11家和10家，生猪年出栏排名前4的四川、湖南、河南和山东分别为6、7、6和8家。

根据《实施方案》规定，目前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遴选任务已基本完成预定目标，下一阶段工作将重点加强核心育种场监管，实现有进有出、动态调整，提高核心育种场含金量，为联合育种搭建基础平台。

      2016年3月，农业部以种猪数量大幅减少，难以完成种猪性能测定任务为由取消了陕西省原种猪场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资格。这也是首家被取消资格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表明国家对核心育种场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

《实施方案》明确了必须加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的动态监管与指导。管理分为日常管理和动态管理，日常管理上，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实行专家联系制，办公室为每个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委派1名专家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办公室将不定期组织对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除此之外，在动态监管中，当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就取消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资格：一是企业关闭或转产，不再从事种猪生产的;二是被吊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三是不配合专家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计划任务，出现数据故意造假情况的;四是出现国家规定一类传染病的。

     2011年颁布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了在种猪登记、性能测定、种猪遗传交流过程中出现严重过失或人为造假情节的;不按时提交育种数据及年度育种工作总结，情节严重的;变更单位名称、地址、生产经营范围，未在办公室备案的;不履行核心场要系统开展种猪登记、种猪性能测定、种猪育种值估计和选种选配等育种基础性工作，技术档案不完整、准确的;以及不按照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及实施方案的要求，参与建立场间遗传联系工作规定事项，情节严重的，将被取消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资格。

良好的关联性在联合育种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场间联合评估的关键。“关联”是遗传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关联度影响各场个体或各同期组的估计育种值比较的准确性。研究指出，对于参加同一个遗传评估方案的育种者来说，进行优秀遗传资源的交换，维持良好的关联水平，可以使选择优秀种猪的遗传评估方案更有价值，获得更快的遗传进展。

《计划》明确要求，每个核心育种场至少应与其他3个核心育种场保持持续的遗传交流。一是直接将他场优秀种猪引入本场育种群，二是将他场优秀种公猪精液引入本场育种群。

根据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信息网公布的2016年第四期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遗传评估报告，联合育种的效果并不理想。分析数据来自95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于2016年12月30日前(含12月30日)上报至“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信息网”的种猪登记数据和性能测定数据，数据范围是2010年至2016年，涉及杜洛克、长白和大白3个品种。

      根据报告公布的猪场关联率情况，95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杜洛克、长白、大白三个品种的场间关联率显示为0的猪场分别有21家、17家和11家。关联率为0，意味着该育种场与其他育种场在遗传交流上没有联系。

其中有7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杜洛克、长白、大白任一品种都没有关联场，比例为7.4%，这7家核心场分别为阜新原种猪场(FXBF，第一批)、湖北金旭爵士种畜有限公司(JXJS，第六批)、四川省乐山牧源种畜科技有限公司(LESH，第二批)、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LNSN，第二批)、山东省日照原种猪场(RZYZ，第一批)、石家庄双鸽食品有限责任公司(SGMD，第六批)、威海大北农种猪科技有限公司(WSBD，第四批)。

以致于报告称由于各猪场之间的场间遗传关联不大，不适合进行联合遗传评估，因此本次遗传评估按场分开估计各猪场的育种值和选择指数，各猪场之间的结果和排名没有可比性。

     ——王立贤：我国的种猪育种有没有信心做好?我们还能不能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品种?”

在2016(首届)国际猪业发展论坛上，谈到生猪联合育种时，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抛出了一个问题，“生猪联合育种在我国开展了20多年，但效果并不显著。我国的种猪育种有没有信心做好?我们还能不能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品种?”

     ——傅衍：我也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不过对联合育种，我并没有太大的信心。

这个问题让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傅衍有点为难，“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生猪育种得到重视，很多教授从国外回来，想致力于这一事业。当时我国的基本情况是猪场多，规模小，种猪企业有几千家，但真正在做育种的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把希望寄托于联合育种。”联合育种需要做大量的性能测定，对猪场环境的要求也很高，种猪场之间也要有遗传联系。这么多年来，我国的联合育种并不成功。“我也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不过对联合育种，我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对我国的生猪育种，我信心十足。”傅衍解释，世界上有一半的生猪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猪肉消费也在中国，如今，我国大型的种猪企业不断兼并一些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并开始真正地做育种工作，只要企业用心去做，生猪育种肯定能取得成功。

      ——王立贤：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种猪企业多，相互之间竞争异常激烈。环境、水平、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很难实现信息的真正沟通与交流

王立贤介绍，目前很多大型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育种的重要性，而且在育种工作上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联合育种需要他们实行资源和技术共享，联合选育肉质和生长速度俱佳的生猪品种。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种猪企业多，相互之间竞争异常激烈。无论是种猪场的建设环境、原始种猪质量、技术力量、育种水平、管理水平、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因而很难实现信息的真正沟通与交流。因此，“我国的种猪企业可以先育种，等共同利益凸显的时候再进行联合。”

      ——王宗礼：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原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党委书记王宗礼表示，我国的育种场没有充分的遗传交流，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也就无法建立，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另外，现在的种公猪站还是各自为营，虽然一些种公猪站硬件水平相对较高，规模也较大，但他们的作用仅限于为生产提供精液，并未参与到种猪联合育种的工作中来。

——张勤：多数场彼此间基本无关联，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我国种猪联合育种工作无法顺利推进

中国农业大学张勤教授也作出了分析，他说一定程度的场间关联性是实现联合育种的前提，场间关联可以通过公共公猪站(最主要措施)、场间遗传交流、中心测定站来建立。然而，场间遗传交流仅局限在个别场间开展，且大多是单向的，各个测定站的数据也未得到很好利用;只有部分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间有较强的遗传关联，多数场彼此间基本无关联，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我国种猪联合育种工作无法顺利推进。

        “目前中国种猪场太多，且各种猪场育种规划不一。”丹育贸易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亨瑞克表示，丹麦就是典型的全国联合育种，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可以进行区域性集中联合育种，也会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首先需要育种场有共同的育种目标。

纵观畜牧业发达国家的动物种业，发展初期以国家扶持为主，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国家更多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政策导向，具体运作由公司化的育种组织进行，产业进入良性循环之后，育种企业参与到育种体系之中，政府角色逐渐弱化。“政府的力量较大，但也需要专家的加入，育种是一个优中选优且不断持续的过程。”亨瑞克说，育种是费时费力费工夫的工作，需要很多猪场结合在一起，设定统一的育种目标，用同一套系统，共同完成。他补充，生猪遗传目标选育的标准要基于科学和实际情况来制定，而不能像中国很多猪场一样，只看体型，或人云亦云。“这样是不行的。”

       ——黄路生：我们对地方猪种的利用、开发却相当不足，缺乏主导市场的自主培育品种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教授黄路生指出，每年我国种猪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大约为2000万头，由于我国缺乏主导市场的自主培育品种，我们一直处于“引进—生产—出售—再引进”的循环，而真正的“中系”主流商业生产猪种非常缺乏。

另外，我国的猪种资源占了全世界猪种资源的1/3，但我们对地方猪种的利用、开发却相当不足，其中87%左右的地方猪种群体规模在变小，有11个品种接近消失，而且有特色的地方猪种配套系在整个生猪商业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少。

        ——陈焕春：现阶段，全国饲喂同一品种的猪不现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表示，现阶段，全国饲喂同一品种的猪不现实。在生猪品种的选育培育上，只有开发出“五位一体”的产品，即拥有市场竞争力强、抗病性强、环境适应力强、肉质风味好、产仔数高等特质，我国才能从养猪大国变成养猪强国。

黄路生院士同时分析到，我国整个育种价值产业链的传递是不完善的，比如种猪公司具有某种品质非常好的种猪，但是出售时的价格未必比不做育种选择的种猪价格高，而且在育种工作中还要考虑该品种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解决疾病、饲料、环境等一系列其他问题，需要较大的工作量，所以对企业来说，要花更多的精力和人力，就会考虑从事育种是否有价值。另外，在政策上如何保障优秀的种猪能够得到更好的推广，如何使培育优秀种猪的成本得到国家的经济支持，怎样顺利推进生物安全的体系建设、技术研发，还有优秀的种猪培育出来之后如何能在市场上得到更好的认可和营销，这些都需要相关政策的完善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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