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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背景下,中国生猪育种技术创新与主动育种意识缺一不可

来源:猪业科学   

2018年8月,沈阳发生我国第一起非洲猪瘟疫情,尔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非洲猪瘟疫情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由于猪场恐慌抛售或大量清场,导致我国生猪存栏量迅速下降,据官方统计,生猪的存栏量减少了1/3至1/2,有的地区甚至减少80%,大量猪场永远离开了养猪业。从我国暴发非洲猪瘟到现在已经两年,养猪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养猪

 

1 非洲猪瘟背景下的养猪业

 

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见表1),由于非洲猪瘟影响,2018年年底猪的存栏数比2017年减少3.04%,2019年比2018年又减少27.50%;同样猪肉产量也相应降低,2018年比2017年减少0.88%,2019年比2018年又减少21.25%。同时,数据显示2019年年底全国能繁母猪存栏2045万头,同比下降31.21%(农业农村部)。可见,非洲猪瘟造成生猪存栏数大幅下降,猪肉产量随之大幅下降。

 

中国养猪近几年的变化

 

但养猪行业的企业结构仍存在很大问题,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2600万个养猪场户,其中99%是年出栏500头以下的中小场户。中国目前有约1/3左右的出栏生猪来自年出栏50头以下的散养户,年出栏500头以上的专业户、规模猪场出栏生猪比例约占38%,万头以上规模猪场出栏量占比不到2%。可见整个行业尽管受到非洲猪瘟影响,但整个行业企业布局仍然极其分散。与养猪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2017年法国年出栏量在500头以下的猪场数量占比约6%,2012年美国这一占比约3%。因此中国养猪业的发展趋势将是规模猪场比例逐渐增加,散养户逐渐减少。

 

规模猪场所占比例逐渐增加是我国养猪业的企业发展趋势,这一趋势要求养猪场生产效率必须得到足够重视。现有规模猪场也存在着动态调整,有的企业如牧原、温氏等逆势上扬,规模越来越大;而有的养猪企业规模越来越小,直至销声匿迹,此消彼长考验的是养猪效率。在养猪效率中,大家公认管理和技术是制约因素,毋庸赘言,管理越来越重要,但在技术层面,猪的育种切不可忽视。在非洲猪瘟疫情当中留存下来的规模养猪企业在社会普遍缺猪的情况下,可谓利润丰厚,赚得盆满钵满。

 

在整个行业普遍缺猪的情况下,新入场的养猪企业或重新复产的规模化猪场,跃跃欲试到处寻找猪源,尤其是母猪,出现了见母猪就留、母猪普遍价高的情景。这说明整个行业都缺猪,当然更缺优质种猪。但是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并非只在中国才发生,而是很多国家都存在,所以最近几年很难从国外引进种猪。这就造成中国种猪的育种是非常迫切的,规模化猪场应该有这种危机意识,长时间靠三元母猪繁殖后代是不可取的,中国猪的良种繁育体系必须尽快恢复。

 

2 猪育种的初心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样,在养猪事业上,猪育种的初心和使命也不能忘记。猪的育种工作是指人类对猪的改良工作,是人类通过各种手段,对猪繁育(世代延续)的一种干预。猪的育种工作绝不是少数育种家的事,也不是个别育种单位的事。它在人类的养猪生产活动中,几乎是经常在进行的。选种选配、猪群更新、饲养管理,这是每一个种猪场在养猪生产活动中经常要做的工作,而每一次选种,每一次选配,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对猪种的一次干预,都应该算作是一种改造猪种的行动(王林云主编,2007年,金盾出版社)。由此可见,只要养猪生产存在,猪的育种都时刻伴随着。当前由于非洲猪瘟疫情肆虐,很多养猪场能够生存下来就实属不易,因此很多猪场存在着“没必要育种”“育种纯粹是费钱”的错误观点。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存活下来,而且在危机中大赚特赚的种猪企业而言,要想持续获得高额利润就必须持之以恒地开展猪的育种工作。

 

动物育种的目的概括起来说,显然是为了取得畜禽生产的最大经济效益,据此我们可将动物育种的目标以及在此目标下所赋予育种工作的任务确定为:“通过各种育种措施育出优良的种畜(禽)品种、品系来,并在全群中传递扩展它们的遗传优势,以能在未来的生产条件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张沅著,2000年,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据美国农业部1996年对美国50年来畜牧生产中各种科学技术所起作用的总结,品种的作用居各项之首,遗传育种的相对贡献率为40%。

 

猪育种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在未来的生产条件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当前的非洲猪瘟疫情只是带来了暂时的困难,人类终究还是要吃猪肉的,现在和将来的养猪企业一定是生物安全猪场管理、种猪育种水平等技术一流的养猪企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更高技术和管理平台上的种猪竞争。

 

3 猪的育种特点

 

根据王林云先生主编,2007年金盾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养猪》所述,现代猪育种工作已逐步走上较有目的、较有计划的道路,猪育种工作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随着人类需求的改变而制定新的选育目标;其二,通过理论分析和对实际试验方案的比较,确定较优的育种方案;其三,应用一定的选择原理和方法,选留符合育种目标的个体,淘汰不符合育种目标的个体,改变群体的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其四,运用近交或杂交的交配方式,提高群体的基因纯合度或获得杂种优势;其五,改变饲养和环境条件,使猪种发生有益于人类的变化。因此,猪的育种具有长期性、可累积性、可预期性的特点。猪的育种过程实际是人工选择与自然选择相互较量的过程,人工选择的目标是有益于人类,给人类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而自然选择即猪本身的选择是朝着有利于自身福利和生存的方向发展,所以猪的育种应该是在保证猪健康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为人类提供猪肉产品、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每年猪的遗传进展可能很慢,但累积起来就可以达到惊人的改变、创造丰厚的利润。比如加拿大对猪的育种。加拿大从1985年开始,用BLUP动物模型估计背膘厚和达100kg体重日龄的育种值,到目前为止,这两个性状的年遗传进展为0.35mm/年和1.5d/年,使每头商品猪的利润提高了6.77元人民币(1.30加元),意味着加拿大养猪业逐年增加利润2000万美元,直到两个性状达到最佳值(Kennedy,1996)。当然猪的育种目标是满足未来生产条件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所以育种目标应该是未来能够带来效益,制定目标时要根据未来市场需求,在一定预见前提下完成育种目标的制定,所以育种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未来市场需求变化动态调整育种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猪场育种工作要常抓不懈才能见效益,否则一旦中断育种工作,没有了测定数据和遗传进展分析,就没有了累积遗传进展,就会前功尽弃,猪种质量就会在自然选择下回到初始状态,即所谓的退化,得不到所期望的经济效益。同时,猪场育种要紧跟形势,提前预判,育种目标符合市场需求。猪场育种必须和生产紧密结合,从生产端、销售端反馈市场需求,将市场需求反映在育种目标里,为种猪企业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

 

4 企业育种正当时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自2010年实施以来,经过10年发展,对我国生猪育种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杜洛克、长白和大白3个品种种猪登记和性能测定数据量逐年增长,建立了约15万头母猪组成的育种核心群;杜洛克、长白和大白3个品种猪平均每年表型和遗传进展,达100kg体重日龄为0.90d、0.67d、0.5d和0.51d、0.3d、0.4d;100kg活体背膘厚为0.07mm、0.06mm、0.04mm和0.06mm、0.02mm、0.02mm;长白和大白总产仔数平均每年表型和遗传进展为0.10、0.17头和0.013、0.016头,杜洛克主要考虑生长速度和瘦肉率,总产仔数变化不大。3个品种核心群群体结构不断优化,更新速度加快,我国猪育种工作进入了“引种-适应-改良-提高”的良性循环(丁向东等,2020,中国畜牧杂志网络首发)。联合育种取得了可观的遗传进展,促进了我国猪育种工作的长期、持续开展,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弊端,比如场间遗传联系,由于各猪场担心疫病传播问题,不愿开展场间遗传交流,致使全国猪的联合育种远没有达到当初设计的场间遗传联系目标,全国猪的遗传进展更多的是由于企业自身育种遗传进展,带来的各企业种猪生产水平的分别提高,从而带动整体育种水平的提高,掩盖了场间遗传联系不畅引起的联合育种本身遗传进展缓慢的弊端。

 

由于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众多规模猪场和散养户由于管理和生物安全体系不完善导致退出养猪行业,而同时又有大量资金雄厚的企业跻身养猪行业,再加上原先留存的管理严密、生物安全体系健全的养猪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形成了众多养猪集团。这些养猪集团的产业链更为完整,单从养猪版块来讲就涵盖了种猪育种、扩繁和商品猪生产的全套养猪生产链条,所以这些养猪集团更加重视猪的育种。猪的育种效益除了从出售种猪途径获得巨额利润之外,还在商品猪末端有了更好的体现,温氏集团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企业育种具有针对性更强、效益可视化、主动育种意识强的特点,更具有生命力,是当前及今后我国猪育种的主流。

 

5 育种技术创新与主动育种意识缺一不可

 

现代猪的育种新技术层出不穷,传统的动物个体选择、BLUP动物模型育种值选择仍然是基础,在传统育种的基础上,应该积极吸收新的技术成果,如标记辅助选择、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育种等,在性能测定方面注意跟踪国际前沿,尤其是涉及胴体结构分析的CT技术、活体测膘和肌内脂肪含量的软硬件结合活体测定等先进技术,同时育种技术还要和繁殖控制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加快育种进程。

 

在育种目标和选择性状上要根据猪场实际需求,分析研判自己猪场的优缺点,从中找到育种目标定位,不要人云亦云、盲目模仿甚至套用其他国家或者企业的育种目标。比如有条件的种猪场可以测定种猪的饲料效率,而饲料消耗又占养猪成本的60%~70%,因此完全有必要将饲料效率纳入育种目标中去。体型外貌一般在育种过程中作为一票否决权使用,即当种猪出现遗传缺陷时,就算这头猪的育种值再高也要淘汰掉,而体型外貌在母猪选择中至关重要,繁殖性能高的优秀母猪在体型外貌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如能仔细揣摩体型外貌特点并将之纳入育种目标,必将极大地提高繁殖性能的遗传进展速度。另外,很多猪场将本场猪的育种与引种割裂开来,引种的目的是追求“新引进”、“大规模”,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分析本场育种过程中哪些性状已到瓶颈,靠本场种猪群已无力进一步选优提高,必须经过考察,在外国或外场能够找到引领本场种猪群该性状得到大幅提高的种猪群体,而且对公猪的引进要比母猪更为迫切。

 

当前很多种猪场,包括一些国家核心育种场,在育种上处于被动状态,育种是为了装门面、打广告、吸引国家资金扶持,因此就出现了当非洲猪瘟疫情一来,自动废弃种猪测定,谎报测定数据等非正常现象。这实际上反映了猪场老板的投机意识,不明白育种的目的,或者说以前的育种纯粹是为了做样子,育种与生产两张皮,也就导致很多猪场多年来育种目标性状遗传进展缓慢甚至倒退,认为育种就是机械地测定,缺乏严格细致的遗传分析。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增强企业的主动育种意识,有一支专门的育种技术团队,有专门的育种专家坐阵,从确定有针对性的、适合本场的育种目标开始,选择合适的选择性状,每年至少要分析一下年遗传进展、育种中出现的问题、种猪市场需求有哪些变化、本养猪集团扩繁群、商品群有哪些反馈,这些反馈哪些是与育种直接关联,这样就将育种与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了,育种不再是多余的事情,而是变成了源头创新、统领全局的技术核心。

 

总之,在当前非洲猪瘟疫情仍然存在的大背景下,种猪企业应善于危中求机,主动育种,将育种与生产紧密结合,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为企业带来更大更长远的利益,加快中国生猪产能的尽快恢复,带领中国养猪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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